2012年7月18日 星期三

文學與歷史浪漫的交融──《婦人王氏之死》




雖然我不是歷史研究的研究生或學者,但我知道歷史建構中最困難的一角,不是文獻歧異複雜難以解讀的大歷史,而是欠缺足夠材料,在歷史裡總是只留下模糊影子的市井小民們的城鄉生活。而史景遷的這部《婦人王氏之死》,就是試圖透過他在方志裡看到的一則死亡記載,向所有讀者建構一幅明末清初山東郯城縣淹沒在兵荒馬亂、天災人禍下的日常困苦生活。




這本書的寫作,史景遷主要仰賴了三個當時紀錄者的著作。作為一本歷史研究的專書,史景遷大膽的使用了一般歷史研究者容易忽略,或是不敢使用的材料──地方志與文學小說。而這三位文人與三部著作,分別是馮可參的《郯城縣志》、黃六鴻的《福惠全書》,以及中國文學史上享譽盛名的蒲松齡的《聊齋誌異》。

與史景遷早期艱澀不好消化的學術專書──我這裡所指的當然就是前陣子我辛苦讀完的《曹寅與康熙》──相比,《婦人王氏之死》完全採用流暢易讀的筆法書寫,讀來頗類一本輕鬆精彩的歷史小說。但是這並不代表本書的寫作並不嚴謹。在狀似文學敘述口吻的行文下,隱藏著的是大量艱澀的佐證資料。史景遷只是將它們一概消化在自己的腦袋裡,而留給讀者的是愉快輕鬆的閱讀享受。

只是這部書當然也不是絲毫沒有缺點。首先是結構上不夠嚴謹,讀來有些鬆散。書名既取為《婦人王氏之死》,主文當以王氏的事件為主要脈絡。然而史景遷在章節安排上,分別為「觀察者」、「土地」、「寡婦」、「爭鬥」、「私奔的女人」、「審判」。身為史景遷重心的王氏,一直到第五章中段才姍姍來遲地登場,又和前面篇章的呼應不夠密切。如第一章主要介紹馮可參、黃六鴻、蒲松齡三人與郯城的關係;第二章則主要環繞在郯城的稅收問題,以及相關的麻煩;第三章討論郯城女人在過去幾十年間兵災戰亂中出現的大量寡婦現象與面向;第四章則透過《聊齋誌異》中的〈崔猛〉一文,引出黃六鴻擔任郯城知縣時,解決一起地方霸權引發的案件。

這些篇章以郯城縣為中心,圍繞在王氏婦人的周遭,雖然建構了這名婦人生長的背景,以及她的生活中可能遭遇的種種難題,但是關聯性實在不夠緊密。當讀者好不容易讀完前半段的「引子」後,王氏婦人卻只匆匆登場一會兒,總有雷聲大雨點小的可惜。這或許可以以史景遷還在摸索這類文學性的歷史學術書籍的寫作來開脫。

此外另一缺點或許是史景遷個人的行文特色,這點在《曹寅與康熙》亦常常出現。史景遷在論述時,常常在某些枝節上岔開談得很遠,再若無其事的轉回應當繼續進行的主文。雖然內容豐富,卻不時予人龐雜混亂之感。

但我認為,即使有上述兩項缺點,這本《婦人王氏之死》仍然是一部相當值得一讀的著作。畢竟要以歷史上的一個小小事件切入而擴展為一幅鮮明的歷史圖像,本書可說已處理的十分傑出。特別是「審判」一章,作者以「通姦」與「逃亡」的王氏婦人付出了一條寶貴的生命,而犯下「殺人罪」的丈夫因身為無子嗣的獨子,而只獲判「可能致死」的杖責作結,彷彿本書是為了哀悼飽受中國傳統禮教折磨的婦女而寫的,令人掩卷時不禁慨然長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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