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關緊要的一年──《萬曆十五年》

第一次閱讀《萬曆十五年》這本書，是在高二、三之際，趁學測剛考完，指考壓力尚未完全逼近之前，偷閒讀完的。當時不是很懂書中所述的種種，只是覺得以這樣的方式書寫歷史著實有趣。而留下的最深印象，竟然只是「張居正」這個歷史人物的形象居然遠不如國高中歷史課本中說的那樣單純，是個熱心想要推動中國土地稅制改革，最終卻壯志未酬的悲劇人物。在黃仁宇的筆下，張居正的擅弄朝柄、積極排除異己、表面廉潔簡樸私下卻收受大量財物的雙面性，都讓當時的我感到不可思議。

這本書告訴當時的我，歷史絕對不像歷史課本，甚至某些歷史人物傳記中所寫的這麼簡單。



時隔七八年後再次閱讀，雖然學識上不見得增長了多少，但是重讀後，確實稍微多讀出了一些心得。

雖然黃仁宇以《萬曆十五年》作為本書的中文版書名，但是我實在得老實講，即使重看完第二次，我依然無法明確的說出「萬曆十五年（西元1587年）」究竟發生了哪些足以影響明朝國運的事件。然而我認為這正是本書所要傳達的一個要旨。以英文書名來看，《1587，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更恰當的指出這一點──無關緊要的年份：1587年。

這一年正如黃仁宇所述，「並無大事可敘」。權傾一時的張居正已經死了五年，他所留下的影響，以及清算運動至此幾乎消失殆盡；這一年正好是首輔申時行擔任大學士生涯中的一半任期；一代古怪官員海瑞，與當代名將戚繼光正好死於今年……全是一些對歷史大局無足輕重的事。

然而1587年如果真的這麼不重要，黃仁宇何以引此作為全書的中心來撰寫？這點黃氏在書中自有解答：這一年表面雖無大事，卻可說是一個重大的分界線。明朝過去積重難返的文官制度，幾乎可以說在這一年獲得了「成果」，致使往後明朝直奔滅亡而不復返。最大的改變就是萬曆皇帝對於自身與文官集團的失望，使得他曾經有過的勵精圖治的雄心消失殆盡，轉而消極的躲入深宮，幾乎不再現身。

本書反覆的揭露有明一朝最大的弊端在於居於統治集團中心的文官們，高舉著已經僵化無法變通的道德，作為所有施政的最高，也是唯一原則，去統治這個日漸脫離掌握的龐大帝國。明代取士以朱熹的「四書」作為標準教科書，而唯一仕進的道路，則是以四書為主的「八股文」，造成了文官集團一方面高舉道德來修身治民，一方面則透過仕官滿足自己的利慾。任何想要破壞、或是改造這個已經穩固的龐大利益團體的人，都會毫不留情的受到攻擊。

因此利用強硬手段推行足以從下改變帝國體質的張居正，不斷不斷地受到文官集團的攻擊，以至於死後還遭到瘋狂的清算；也因此對於採取折衷手段面對萬曆皇帝立儲問題的申時行，文官集團也拼命的想把他推下政治懸崖；也因此決心改變文官集團、不斷抨擊流於弊病的種種行為的海瑞，被既得利益的文官集團們參劾的體無完膚；也因此即便戚繼光有能力、有意願想要改造積弱已久的明軍，卻因為文官集團鄙視武官，不願武官共同治國的狹隘心態而壯志未酬；也因此雖然思想家李贄打算調和文官集團公共利益與私人利慾，卻因為名聲過大、態度狂妄，且其提倡的心學與文官集團崇奉的朱學有所衝突，致使李贄自刎於獄中。

一般以為，明朝之所以亡於崇禎，肇因於萬曆一朝。萬曆三十年不上朝，實屬曠古未有。但更令人吃驚的是，即使皇帝不上朝，整個國家依然運轉的井井有序。一方面可以說明朝文官制度的成熟，使得即便萬曆怠政，也不會即刻對明朝產生致命危害。但黃仁宇則指出另一方面，正是由於文官集團在明朝臻於鼎盛，才會使有決心做大事的萬曆感到自己只是象徵的傀儡。「這樣的一個皇帝，實際上已經不是國事的處置者，而是處置國事的一個權威性的象徵，他應該做到寓至善於無形。如果他能夠保持感情與個性的真空，經常演習各項禮儀，以增強抽象的倫理觀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這正是黃仁宇指出的文官集團的雙重性格──既是僕人，又是主人。萬曆表面上是這些文官們的主子，實際上卻是文官們「挾道德以令皇帝」。

因此，黃仁宇的立場與其說是批評萬曆皇帝，倒不如說站在大歷史的觀點下，同情萬曆皇帝的錯置。他同明代的正德皇帝一樣，不甘心拘束於文官集團的全權掌握，卻又缺乏正德視百官於無物的豪氣，最終造成一朝的衰敗──或者說當文官集團無法透過微弱的道德，與下層統治的萬民百事取得與時俱進的能力時，衰敗已經是必然的。而剛好萬曆站在這個轉捩點罷了。